当知识运动开始的时候，许多人认为这是有关生产力的问题。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在1992年，知识创新的“创新”就被定义为“关于新产品和服务的思想的创造、创新、交流和应用，以利于：（1）企业成功（与利润相关或无关的）；（2）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3）社会整体的进步。”知识和创新社区合二为一只是时间的问题。10年以后的现在，这个定义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事实证明，经济改革正在三个水平同时进行——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层面。

   今天，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从智力资本的角度仔细分析国家的经济财富——分析它是如何被开发和利用的。

    瑞典

    一些国家已经比其他国家先行一步——他们建立了正式而系统的测量标准，根据巩固国家繁荣的关键因素证实和报告经济发展。瑞典便是个中翘楚。在1996年——“创新年”，政府领导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在国家层次上改善了Skandia导航器，以量化瑞典的关键成功因素。瑞典的开创者，如Leif Edvinsson和Caroline Stenfelt，是此项研究的负责人。他们相信智力资本是未来财富创造的驱动力，能够创造组织和国家的未来财富。他们在1998年8月召开了Vaxholm高级会议。这是最早的关于国家智力资本的会议，是一次开放的、富想象力的、合作的探索，目的是分享过去的经验、发现问题和新观点。 国家智力资本的测量过程包括四步骤：

    1．对测量的定义和意义达成共识；

    2．确定关键驱动成功因素；

    3．提炼导航指标；

    4．收集、处理并显性化测量数据。

    以色列：

    除了瑞典的报告，在Edna Pasher和她的管理咨询师的领导下，以色列国家智力资本报告“展望未来——沙漠中的隐藏价值”在1999年公布。报告包括：“（全球化竞争）趋势正在创造机会和新的基于知识革命的商业…依赖科技领域的知识，涉及世界市场的信息，以及最佳收获和知识开发”。

    丹麦：

    另一个创新同盟者是丹麦政府，他们在1997年7月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以全球知识领导地图为特征，报告名为“丹麦的结构化监测系统，被认为是开创先河之举。”出版公司（the House of Mandag Morgen）分析了发达的经济和社会对于发展具有联合的国家愿景的能力的趋势。为了建立国家IC指导方针，丹麦贸易和工业代理处已经出版了一系列几年来系统收集的19个公司经验的综述。一个摘要报告全集——“IC综述：向指导方针发展”，并应邀发表了单个公司的报告。

    荷兰：

    荷兰的经济事务部门从技术政策转变到创新政策，出版了报告——“不可测量的知识财富”（1998年），及其后续报告——“无形资产：平衡知识帐目”。中央计划署执行的研究显示，在1992年超过35%的国家投资具有隐性特征——这是知识经济发展的表现。报告结果包括无形产品因素、立法和规章及比较方法的情况。在2000年3月，发表了一份行政摘要——“2000年荷兰基准研究：在新千年的开端”。 研究的目的不仅是显示荷兰如何进行，而且从其他国家基准研究的最佳实践中学习。还提出一个建议，国家不是竞争对手，而是伙伴。而且，政府影响了那些企业的基本情况（象生活环境质量、创新气候、物理环境等）。然后，一个健康竞争能力最后以成长和繁荣的水平表示。第二个挑战是以一种国家有助于形成趋势的方式塑造经济政策， 象人口统计学改革、全球化、渐增的个人自由选择要求、信息技术、成长灵活性和城郊环境认识。

    展望

    现在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关注知识的社会利益收获，其范围扩展到远远超出企业收益率的概念。当然，那些寻求可行的经济繁荣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转向管理（和测量）我们现在考虑的国家无形资产。随着更多国家关注人力资本和创新过程（例如创造的知识如何被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如何被应用），我们将有机会提高世界生活标准。 维也纳高级研究所计划设计一份报告，关于澳大利亚新经济环境下的职位、发展速度和方向。在日本有日本科技高级协会起带头作用。还有准备为英国和波兰作报告的计划。在欧洲有四个形成对照的创新区域（例如，基斯塔、马德里、斯图加特和剑桥）其区域方法被跟踪研究。我们听说了 有关发达国家和原有社区、新选出执行长官利用IC报告的计划以及他们改革的平台。

    这只是开始，一旦我们有足够的例子来比照国家和区域方法，全球知识创新结构就可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