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静态和预先定义的表示方法特别适合知识复用，并与知识创造所需要的动态的、情感的及能动的知识表示方法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对过去的数字化记忆可以作为未来成功的预报器这一假定，对于以程序化和结构化变化为特征的商务环境是有效的。虽然数字逻辑和数据库能够方便企业间信息价值链的实时执行，它们的效果依赖于基本假定的实时改进，持续商务环境中的复杂变化。通常，这种变化无法由计算机系统自动识别和改正，因为它们不能预先编程来探测未知的将来。因此，知识管理系统的适应性依赖于它理解商务环境中的变化的复杂模式并使用这些信息来修正数字逻辑和数据来指导决策、行动并产生业绩结果的能力。基于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知识管理系统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信息送到正确的人手中”——如果能预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息，谁是使用该信息的正确的人，以及何时是需要该信息的正确的时间的话。对商务环境中的非程序化和非结构化变化的探测将依赖于知识工人的理解理解，来修正商务的计算逻辑及它所处理的数据。一个相关的挑战是如何利用管理人员和员工的隐性知识来为嵌入在知识管理系统中的计算逻辑提供情报。如果决策是基于程序化和结构化的信息处理流程，从人类专家那里收集关于这种决策逻辑的信息是可能的。

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相关技术使得明确的和清晰定义的专家技能领域中的复杂计算成为可能，其途径是对来自多个领域专家的推理逻辑进行编译。“扫描人类头脑及其理解形成能力”的挑战在于大部分的人所知道的都超过他们认为自己所知道的，尤其是关于他们与非程序化和非结构化现象相关的信息处理过程和决策能力，以及跨越多个领域的知识。人类头脑的意义形成能力方便了隐性知识能够动态适应与以前感知到的模式不符合的陌生情形。同一数据集合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或在不同的背景中，激发的反应是不同的。因此，将个人的隐性知识的明确的静态的表示存储在技术数据库和计算机运算规则中并不是他们的动态理解形成能力的一个有效替代。

5．5 下一代知识管理系统的组织结构挑战

开发信息分享技术基础设施是一种工程设计，而促进该技术设施的使用来分享高质量的信息并产生新知识则是一种正在浮现的实践。 前一过程的特征是预先确定、预先明确和预先编程，用于知识收获和利用，而后一过程的典型特征是创造组织文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来促使持续的信息分享、知识更新和新知识的创造。

嵌入在标准操作程序和政策中的组织程序可以通过部署在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中来得以正规化，公司的主要商务逻辑也得以加强。这种正规化的信息系统如果是基于对商务环境的静态假设，就将变得不灵活。随着商务环境的快速的、动态的和非线性的变化的增多，这种系统将由于它们的处理逻辑及所处理的数据所包含的过时假设而逐渐崩溃。为了避免这种崩溃，很有必要设计对经历商务环境中不可预见的变化所必须的信息的动态和不同解释敏感的技术系统。将现有商务逻辑暴露在不同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批评下能够有助于及早发现商务环境中的复杂变化，定义创新性的客户价值主张和商务价值主张。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所形成的在线和离线社区(cf: Malhotra, 2002a; Wenger et al. 2002)可以提供途径，促使对隐藏在特定商务模式后面的假设进行关键性的分析。

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扩展角色包括参与创建“内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评论，并相互帮助共同关心的问题。有必要注意这种由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外部社区所承担的角色以前是分派给内部的客户服务代表和技术支持人员的。因此，在这种正在浮现的商务模式中，虚拟社区可以正当地看作公司的服务和支持基础设施的外部扩展。管理人员必须理解自选择社区所具有的无结构、无控制等特征与他们的正式组织结构所包含的命令和控制系统之间的区别。这种社区可能会反抗对服从的要求，因为它们代表了建立在自控制和自治基础上的“自组织”生态系统。由于知识工作分散在企业间价值网络中，企业管理人员将需要习惯于企业的新模式，即由人、流程和技术网络所组成的“任何事情、任何地点、任何方式”的动态结构。

5．6 下一代知识管理系统的管理命令和控制挑战

组织控制倾向于通过预先定义的目标追求一致性，通过使用预先确定的“最佳实践”和标准操作程序来达成这些预定目标。这种组织控制倾向于通过强制实施任务定义、测量和控制来确保一致性，但它们可能压制创造性和主动性。这种控制的实施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行为，因为它定义了“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Stout 1980)，并增强了主要强调避免番错的单环学习过程 (Argyris 1994)。考虑到客户价值主张、商务价值主张及商务模式的创新所带来的好处，动态变化环境中的组织需要鼓励实验。因此新的信息体系结构的设计需要考虑模糊性、不一致性和多个视角以及现有数据的短暂性。这种体系结构需要遵循灵活和适应性系统的原则进行设计，这种系统能够方便以往经验的利用，同时确保对过去的记忆并不会妨碍为非连续性未来所进行的实验和改进。

在即将来临的混乱的环境中的管理人员的关键挑战将是培育知识工人对组织愿景的责任心。由于明确长期目的和目标越来越困难，这种责任心将有助于根据组织的愿景实时地制订战略，并在一线实时的实施。知识工人将需要采取自领导和自调节的自治角色，因为他们将处于感受他们的直接商务环境的动态变化的最佳位置。服从将逐渐丧失作为管理工具的效力，因为从一线撤离下来的管理人员将越来越缺少进行有效决策所需要的关于变动环境的知识。管理人员将需要促进知识工人根据不完全信息行动的信心，相信他们自己的判断，并采取果断行动来捕捉越来越稍纵即逝的机遇。在这种新商务世界中，对员工的控制最终将是费力不讨好。

Argyris (1990)曾把从传统外部控制机制到自控制范式的转变看作是“管理理论的最新革命”。其他学者对此进行了补充(cf: Bartlett and Ghoshal, 1995; Ghoshal and Bartlett, 1996; Malhotra 2002b)。不再强调对现状的服从，使这种主导做法能够从多个不同视角进行持续评估。命令和控制系统对服从的明显偏爱使得这些系统无法激发面向分歧的解释，而这是结构不良及复杂的环境所必需的。用来确保服从的系统能够确保对给定规则的服从，但它们无法发现制度化的输入、处理逻辑和结果与组织生存和能力所需要的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