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公司在开发无形资产衡量系统以及公开报告结果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它们包括（1）斯堪地亚 AFS公司，斯堪地亚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2）WM 数据，一个计算机软件及咨询公司，（3）Celemi,，一家开发和销售创造性培训工具的公司，以及（4）PLS 顾问，一家管理咨询公司。这里列出的公司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公司——前面三家是瑞典公司，第四家是丹麦公司。他们都受到了瑞典人Karl-Erik Sveiby的先驱工作的影响，Karl-Erik Sveiby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发了一种衡量公司无形资产的方法。

    这些公司在努力给手边的智力资产提供一个全面视图中总共开发了数以百计的指标和比例。举例来说，这些公司测量“全部费用中商业开发费用的比例”，“新投入的生产比例”，“全部费用中的信息技术投资比例”，“直接同客户打交道员工的比例”，以及类似于智力资本指标的标准。

    另外，这些公司在年度报告中真实地报告这些指标，以此显示智力资产是如何有效地发挥杠杆作用的。举例来说，斯堪地亚 AFS年度报告就突出了把“人力资本”——一种公司并不能够拥有的资产——转化为“结构资本”——这是公司能够拥有的——的过程。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员工完成手边任务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创造力以及能力的组合。它也包括公司的价值，文化和哲学。结构资本定义为硬件、软件、数据库、组织结构、专利、商标以及其他任何支持员工生产力的组织能力——总而言之，是员工回家时留在办公室的每一样东西。结构资本也包括客户资本以及同关键客户的关系。

管理知识

    美国公司在有效的管理知识上处于领先地位。服务行业——这个行业中的产品是知识——的最佳实践大部分来自美国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的“智能问询者”以及安达信的“知识综合者”在管理知识中所起的作用是有据可查的。这些知识管理者负责保持知识数据库的有序（举例来说，安达信公司的知识Xchange）、对文件进行分类和格式化、以及删除过时的东西。他们同时也有责任吸引咨询师使用这个系统以及鉴别可能的研究主题。

    在制造业，我有与通用电气以及惠普合作的第一手经验，这两家公司在知识管理领域都得到了新闻媒体的赞许。在通用电气，我是它们Work-Out 计划的负责人之一，这个项目是从1989年开始的。Work-Out 计划显示了一些大公司为隐藏的知识公开化创造机会所做的努力。

    惠普最近几年一直从事于开发大量的知识管理项目，创造一个有的放矢的处理流程来获取、保存、共享员工的知识并使其发挥杠杆作用。该项目的成果之一就是“知识链接”的形成，“知识链接”是这样一个程序——位于公司总部的内部顾问小组收集来自惠普某项业务的知识并对其进行转化以使其他业务也能够应用它。“知识链接”的一个在线版本已经投入使用了，它使得经理们能够收到在过去其他人是如何处理关键管理问题——比如减少上市时间，外包制造，零售渠道管理等等——的文件、实际经历以及最佳实践。“知识链接”网站不仅仅告诉你其他人做了什么，还让你知道跟谁联系。

日本的知识管理

    从上面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像闪电一样击中西方世界的热潮并不是就知识本身而言的，而是知识管理。欧洲在衡量知识上有优势，而美国在管理知识上有优势。

    在重复一次，知识管理做的就是获取个人得到的知识并把它散播给组织里其他人。关于知识管理日本处于什么位置呢？ “没有位置”可能是最精确的答案。

    我们在西方所见的热潮的明显迹象在日本是无处可寻的...没有出版知识管理新书和杂志的洪流，没有组织知识管理会议，没有形成新的数据库，也没有创造出新的公司头衔。日本公司既没有派其经理们成群结队地去斯堪的纳维亚学习如何衡量知识，也没有派他们去美国观察惠普、通用电气或者3M公司是如何管理知识项目的，而以前对其他的新管理思想它们总是如此积极的。

    为什么日本公司没有赶知识管理这个时髦呢？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资源以及创新的关键来源的知识的重要性。它们认识到了，这一点，野中郁次郎（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隆（Takeuchi）在《知识创造型公司：日本公司如何创造创新的动力》一书中已经指出了。他们所怀疑的是单单以一种机械、系统的方式衡量和管理现存知识的价值究竟有多大。他们怀疑单凭那些是否可以促进创新。

    日本公司对接受知识管理的犹豫反映了野中郁次郎的影响。依据经济学家杂志，野中郁次郎对知识的思考与西方的流行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他对信息技术相对缺乏兴趣。许多美国公司把‘知识创造’等同于创建计算机数据库。野中郁次郎教授认为一个公司的知识库大部分是跟数据没有关系的，而是建立在非正式的‘在职的’知识基础上的——从客户的秘书的姓名到对付野蛮供应商的最好办法。这些珍闻有很多是保存在中层经理人的大脑中的——这些人就是流程再造中被计算机所替代的。”

    野中郁次郎教授的第二个独特观点是他坚持认为公司需要足够的“松散”来保持创造力。

    在上面的引用中可以看出野中郁次郎教授提出了有关知识的两个基本问题。你能够测量保存在经理大脑中的知识珍闻吗？你真的能够通过对知识进行微观管理来创造新知识？

    野中郁次郎教授把知识管理同知识创造清楚地区分开来了，下面这一部分将给予阐明。在给第一个专注研究知识及其对商业影响的教授之职命名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 商业学院一开始建议用“施乐高级知识管理教授”的头衔。野中郁次郎询问能否把那个头衔改为“施乐高级知识创造教授”。作为折衷，他们同意称之为“施乐高级知识教授”。

    在对待知识上日本同西方有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这里我们突出强调三个基本的差异：

• 如何看待知识，
• 公司如何利用知识，以及
• 谁是关键人物。

      重复一遍，在日本，

• 知识不是简单地被看作是可以保存在计算机中的数据或信息，知识也包括情绪，价值，以及预感；
• 公司不仅仅“管理”知识，它们也“创造”知识；以及
• 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到组织知识的创造中，其中中层经理人是关键的知识工程师

  两类知识

      有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显性知识，它可以用语言和数字来表达并以数据、科学公式、产品说明、指南、普遍原理等等形式与人共享。这种类型的知识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个人来正式、系统地进行传播。这是西方所说知识的主要形式。然而，日本认为这种形式的知识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他们认为知识主要是隐性的，是不容易看到和表达的。

      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并且也是难以形式化的，这就使得人们很难同其他人交流或共享隐性知识。个人的洞察力、直觉以及预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知识。而且，隐性知识是深深地植根于个人的行动和经历，以及他或她所信奉的理想，价值和情感。

      确切来说，隐性知识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技巧”维度，它包括非正式、难以细分的技能或手艺，通常是以“技术诀窍”（Know-how）这个术语来表达。举例来说，熟练的手艺人或三星级厨师在经过多年磨练之后就在手头拥有了丰富的专家技巧。但是他们通常很难把这种技巧背后的技术和科学原理清晰地表达出来。从亲身体验中得来的高度主观的个人洞察力，直觉，预感以及灵感可以归到这一类的知识中。

      隐性知识也包括一个很重要的“认知”维度。它由信仰、感知、理想、价值、情感以及思维组成，它们是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自身，以至于我们把那些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并不能很容易地表达出来，这种隐性知识形成了我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

      西方和日本在哲学传统上的差异清楚地显示了为什么西方经理人往往倾向于强调显性知识的重要性，而日本的经理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隐性知识上。西方哲学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把“认识的主体”同“被认识的客体”分离开，可从法国唯理论者笛卡尔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的缩影。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后来以他命名，叫做笛卡尔分离，就是认识者和被认识事物，精神和肉体，主体和客体的分离。

      笛卡尔认为终极真理只能通过“思索中的自我”这一真实存在推导出来，这一点由他的一句话——“我思故我在”——而著名。他假定“思索中的自我”是独立于肉体和物质的，这是因为肉体和物质的确有我们所能看到和触摸到的外延而不思考，而精神没有外延却思考着。因此，根据笛卡尔的二元论，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精神，而不是肉体得到。

      相反的，日本智力传统非常强调“完整人格”的重要性，这就为重视个人的、身体的实际体验而不是间接的、思辨的抽象提供了一个基础。这种强调亲身体验的传统有助于禅宗佛教所谓“灵肉合一”方法论的发展，该方法论是由这个“肉体和精神统一”是由日本中世纪禅宗佛教的创始人之一Eisai 提出的。

      禅宗佛教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武士道教育，武士道教育寻求通过身体的训练来发展智慧。在传统的武士道教育中，只有当知识整合到一个人的“个性”中时，才算获得了知识。日本武士道教育非常强调树立性格，而对审慎，智力以及形而上学几乎是毫不关心。成为一个“行动的人”被认为比掌握哲学和文学重要得多，虽然这些科目也构成了武士道教育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亲身体验的重要性。小孩通过反复试验学会吃、走和说话。他或她是用身体学的，而不是仅仅用精神的。同样的，一个学生学习日本传统艺术——比如书法，茶道，插花或日本舞蹈——都是通过模仿大师学习的。一个大师只有做到当挥动毛笔（书法）或把水倒入水壶中（茶道）时能够形神统一才能成其为大师。一个相扑运动员只有达到了shingi-ittai ，或者说当精神（shin）和技术（qi）统一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胜利者。

      西方重视精确的理性知识和系统科学的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相反的，日本的智力传统重视直接、个人经验的具体化。这些截然不同的传统造成了西方和日本对于显性和隐性知识重视程度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