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自知之明”不准确的案例也有很多。在“基本归因谬论”著作中，研究表明个体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很大影响，但是，人们解释其行为总还是基于他们自己内在的价值观。举例来说，旁观者研究一向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他们跟一大群人在一起时更有可能帮助困境中的人，但是当问到他们的反应是否会取决于在场的其他人的人数时，人们总是声称没有任何影响，都一样的。这对现代知识管理实践有很重要的启示。并不是只有人受到社会环境的深深的影响，当他们真的受到社会环境影响时，他们有可能认为自己并没有那样的受到影响。虽然一些人已指出团队和大型组织的生产力都受到普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我们还是认为这种影响经常被低估，不仅仅社会心理试验的主体低估了它，而且知识管理的日常事务决策也低估了它。

     交流和学习 若知识并不像我们谈论它的方式那样简单，假定也不是我们跟其他人交流它的过程。 如Brown and Duguid记录的：

    把文件作为载体的想法是Michael Reddy 称作“管道”的隐喻的一个例子。人们有规律的把大部分的交流技术用管道术语来表述，谈到信息就说“在••••••（比如书，文件或数据库）里”，就好像信息能很容易从那里面出来似的。我们要求人家或被人家要求把想法“在纸上写下来”，或“寄出去”等等。

    然而，很多的研究表明那并不仅仅是一个把恰当的知识给人的问题――人们需要和知识磨合并学习知识。我们中有一个人争辩说交流的更现实、更有用的模型是“设计－解释”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演讲者利用所处环境的知识，听者设计一个交流，当由听者提出和解释时，这个交流会有预期的效果。在“设计－解释”模型中，应把知识工人看作是一个积极的，建造者的角色，与各类经验主义结果一致。

    有相当多的研究与这种观点相关。完全不一样的理论家――比如Dewey, Vygotsky, and Piaget 和 Inhelder――都一直表示单单信息表述并不是学习的必要结果。人们不得不积极的参与要改变的行为，要出现的洞察力，要解决的问题。Vygotsky 强调说这种学问和见识有显著的社会成分，即使作为成果的知识我们可能把它归为数字的或科学的那一类型。然而，通常，大型组织会认为只要提供越多的信息就能越大范围的解决知识管理问题。作为对比，在IBM 许多管理培训是通过基于情境的训练进行的。这种技术要求个体作出决策，他所面临的情形就跟现实中经理会面对的一样。这些情境是建立在对真实情形的分析的基础上，并假定当个体在模拟练习中“犯了错误”或对结果感到惊讶时，会激发他去阅读，理解其基本原理。在利用这样的模拟练习时，即使个体的学习者自己一个人坐在计算机控制台前，学习还是很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情境的社会环境给什么组成了“正确的答案”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多的激励、兴趣和指导。

    除了安排相互作用让人与知识积极的磨合外，可应用到知识管理系统的初期工作中还有其他的考虑。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人们更能辨别和记住多维编码的知识。然而， 与在真实世界“纸”系统中自然发生的各种感觉暗示不一样，目前这一代的许多系统几乎没有提供区别暗示的方法。给定今天的计算机的处理器和内存，要提供感觉的信号（这种信号对各种不同的项都是唯一的）反而是完全可行的。举个例子，“文件夹”不仅可以很容易的弄成各种颜色，还可以改变其大小和结构。事实上，小小的音乐卡通制作甚至可以暗示一个文件夹的结构或内容或最后一次访问的日期。当然，让组织采用感觉丰富的办法来展示知识空间中面临的挑战是可能只在使用范围扩大之后才看得到性能改进。大量的指示器指向了“信息处理”的世界的现实。过去的四十年中，用户界面从灯和栓扣开关发展到键盘，鼠标，图标和对话框。在娱乐业，我们现在可看到计算机生成的全长电影。视频游戏正向更大范围的响应，更多的体验模式和更清晰图象奋进。研究实验室继续推动着多模式输入/输出的边界，包括虚拟现实和扩大的现实，音频图标，动态排印等等。然而，在商业环境中，知识管理作品和实践好像经常把重点放在了系统的内容上，而忽略了表述的方法。若不考虑成本，有时好像有一个严格的商业文化道德规范，这个商业文化道德规范是要避免那些刺激感觉和利用全部人类大脑的表述。

    社会环境 尽管很难说知识管理不应该干预把信息给“恰当的人”这件事，但我们通常的知识管理定义几乎没有告诉过我们那些人是“恰当的人”。 这里我们转向工作实体――主要得自于社会科学和以领域为导向的学科比如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工作（CSCW）――这些工作实体提供了关于社会环境（知识工作就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和对支持知识工作很重要的社会因素的一些有趣的观点（既包括用技术也包括不用技术）

    在计算机支持合作工作领域中，研究者经常仔细考察组织中的人们是怎样管理他们的工作的。这些研究的成果之一是知识工作并不是一个孤独的职业，但也不能说知识工作牵涉到很多人。事实上，一个接着一个的案例，越来越清楚的表明知识工作涉及到在结构松散的网络和人们团体间的交流，而且也很清楚要理解这一点涉及识别社会实践以及在特殊环境中运行着的各种联系。在这样的研究中出现的最有名的概念之一是Lave and Wenger 的实践团体的概念。一个实践团体由一群人的共同的任务，方法，目标或途径来定义。Lave and Wenger 说明了新手是怎样逐渐通过一种学徒身份或“合法的外围参与”一群富有经验的工人的活动而掌握大量知识的。Wenger 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保险申请处理办公室的一份详细的研究，并且给我们展示了社会关系和过程使人在坚持公司政策的同时达到生产力目标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Orr 的关于影印机技术员的研究揭示了技术的知识在全社会中分布于整个技术员网络，而且它的接进和分散都是通过口头过程进行比如说讲故事。

    同样的，在回顾十年的对于并列的和远程工作的实验室研究中，Olson and Olson把问题指向了多种影响知识管理社会环境的社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怎样与支持远程合作的技术相互作用的。举个例子，在一个很有趣的对合作者间共同立场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中，两个 Olson 描述了合作者间共享的对行动和精神状态的背景和了解越多，是怎样越有利于确立和保持共同的立场。Olsons 也讨论了成功的知识共享中“动机”的角色：

    动机通常都被当作是采用群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Orlikowsk对于一个顾问没能采用Lotus 公司出品的群件系列软件Notes**的杰出研究中发现，失败的原因可归结于个体的报酬是依照他们的竞争能力而定这个事实。如果他想让人家认为他是普通的，不再是唯一的，他就没有任何动机和别人共享他的最佳想法。在其他一些组织中，动机是和有多少人利用你所提供的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Notes 和其他共同创造的群件系统成功了。

    Churchill和 Bly在研究Argonne国家实验室的一群科学家使用MUD(一种基于原文的对话环境)时，把问题指向了其他支持知识共享和合作的社会因素： 然而正如Huxor指出的，碰上“机会”并不完全是偶然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规划都可能对谁联系谁，联系的次数等等有影响。Hillier强调工作环境设计对于确立和保持“微弱关系”的影响。一个人通常不会把这些联系当作他的中心工作实践。可以论证这些“微弱关系”在组织机能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脉络中，MUD提供了一系列真的地方，在这里会“撞上”其他人或者可以积极的找人。被接见者强调了这样一些有计划和无计划相遇的重要性。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谈到知识管理就好像说要把信息传递给某个人或某些人这样一个观点漏掉了好多东西。个体基本上还在错误的关注着“小粒”层次上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环境。这也就是说，大家认为很重要的大部分现象——各种关系，意识，共同立场，激励和动机——都是网络或社会现象。同样的，我们先前讨论的其他失踪的块块也有转化为“小粒”的特征：我们认为知识与人类智力紧密相联，由社会假定塑造成形，而且如果要吸收消化知识就得积极的与知识磨合，而并不认为知识是孤立的，环境自由的事实，能“进到”文件或数据库，并可直接转移到人的头脑中。所有这些发现，虽然只是HCI(人机界面)和CSCW著作中所包含内容的一个小样本，但还是证明了知识管理领域人和社会因素的普遍深入。